宏观调控空间缩小 逐步降低“高增长依赖”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困境集中表现为“高代价的高增长不可持续”与“高增长依赖”之间的强烈冲突。如何应对中国经济增长困境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本文认为,中短期内仍然需要稳增长,但破解困境的根本之道应该是通过深化改革来降低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依赖”。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就与当前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惊人。1978年至2012年,中国平均经济增速高达9.92%。中国GDP总量世界排名由1978年的第10位跃居至当前的第2位,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由1980年的1.9%稳步升至2011年的10.5%。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人民生活也获得了巨大改善,1979年至2012年,我国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平均实际增速分别达到8%和7.5%;2012年我国人均GDP超过6000美金,已经由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的低收入国家发展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预计中国的GDP总量将在2019年左右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届时中国人均GDP将达到13041美金(以2010年的不变美金计价),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高速经济增长的代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高增长导致了资源大量消耗和环境严重污染,高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高。第二,高增长导致了严重的贫富差距和社会冲突,使政府为了维持社会稳定而支付了巨额成本。然而,高代价的高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这与中国社会的“高增长依赖”存在强烈冲突,中国因此陷入了增长困境.


二、宏观调控政策无法根治经济增长困境
 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本质,是通过调节以投资为核心的短期总需求管理政策来保障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这就决定了宏观调控显然在降低“高增长依赖”方面很难发挥实质性作用。而且,宏观调控政策往往只能在短期实现“稳增长”或者“保增长”的目标,无法长期维持经济的高增长,因此无法根治我国的增长困境。

 1、宏观调控政策只能在短期实现“稳增长”或者“保增长”的目标,而无法改变中国未来潜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趋势。

 造成我国未来潜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因素主要来自于国际大环境、人口自然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等,而宏观调控无力改变这些因素。具体来说,造成我国未来潜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因素包括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当前第三次科技革命技术创新浪潮已经逐渐结束,而新的技术创新浪潮尚未出现,致使世界走入技术创新低谷并导致全球经济增长乏力,这就会抑制我国外部需求的扩大。

 一是发达国家居民部门的还债压力使得居民消费增速大幅下滑,减少了对中国商品和劳务的需求。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居民的资产负债表严重恶化。因此,居民部门在当前和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会处于重建储蓄和积累财产以偿还债务的阶段,致使以往的负债型消费模式无法持续,消费陷入疲软。

 二是发达国家政府部门的债务困境将对中国出口增长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当前欧洲是政府债务困境的重灾区,美国和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的债务问题也十分严峻。发达国家的债务困境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有效解决;据IMF估计,发达国家政府总债务占GDP比重在2011年至2017年都将处于历史高位。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困境将加剧发达国家甚至全球经济衰退风险,抑制中国出口增长;政府债务困境将迫使发达国家实施更加严格的财政紧缩政策,直接降低了总需求规模;同时高政府债务还限制了政府采用财政政策应对短期经济波动的能力;发达国家政府债务困境将提高金融市场的整体风险,并通过金融加速器效应增大实体经济发展的风险。

 第二,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将导致“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可能将上升,资金成本也可能会由于国民储蓄率的下降而提高。有利的生产型人口结构使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大量增加,压低了劳动力成本。而在当前,快速的人口老龄化推动人口结构步入拐点时期,劳动力供给增速的迅速减小带动劳动力成本进入长期上升通道。根据联合国的数据,中国老年人口增长率在当前快速提高,并将于2018年达到自1950年以来的最大值5.44%;这导致劳动年龄人口(15至64岁)增长率将会由2010年的0.9%下降到2016年的0.06%,其后增长率将由正转负。

 改革开放以来,高储蓄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裕的资金来源,压低了金融市场整体利率,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成本。从国际对比可见,过去30年中国实际贷款利率相对于世界主要经济体长期保持于低水平:1980年至2010年中国平均实际贷款利率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1至6个百分点。而在未来,储蓄率将由高位回落,进而带动实际利率上升。具体而言,未来国民储蓄中的家庭、企业和政府储蓄三个部分都将趋于降低。引起居民储蓄率下降的因素主要有:人口红利逐渐消退;房屋价格上涨幅度将逐步趋缓,为买房而储蓄的压力可能会削弱;社会安全网的建设和金融深化将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新一代人的消费观念和信用卡等新消费模式的普及。政府储蓄将存在较大的下降压力:中国当前的税负水平已经处于高位,财政收入难以继续保持过去的高速增长,而政府的消费性支出却可能由于老龄化进程加速和其他民生支出的扩大保持高速增长。同时,未来劳动报酬、企业支付的财产收入净额等企业成本的提高将降低企业储蓄。

 第三,工业化进一步推进的空间明显收窄。从世界各国的工业化程度对比来看,中国在2007年的工业化率已经显著高于除马来西亚以外的其他国家自1970年以来的峰值,进一步提高工业化率的空间有限。另外,从工业化时间来看,上世纪完成工业化的主要经济体,其工业化进程平均耗时15至20年。相比之下,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从1978年起至今已超过30年,即便是重化工业化从1991年起至今也走过了20年。因此,当前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很可能已经走到后期,进一步提升的潜力不大。

 第四,中国突出的大国经济特征决定了出口规模难以继续高速扩张。经过长期高速发展之后,中国在当前已经具有突出的大国经济特征。当前中国出口占世界市场的份额在10%左右,即使中国未来的实际出口增速保持于中等水平(平均约15%),那么在2020年中国的出口占世界市场的份额也将高达约15%;而对于日本、韩国等经历过高速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亚洲新型工业化国家,其在各自的历史发展轨迹中占世界市场份额的峰值也仅为10%左右。可见,当前中国已经形成庞大的出口规模,未来出口规模的进一步快速增长将可能接近世界市场吸取能力的上限,是国外需求所难以消化的,而且国际贸易市场中竞争的显著加剧和贸易摩擦的大幅增多等诸多限制因素也将会随之出现。因此,中国出口导向型战略难以持续,出口规模难以继续高速扩张。

 2、宏观调控的政策空间趋于缩小,其短期稳增长能力进一步减弱。

 第一,财政政策方面,当前中国政府债务水平已居于历史高位,预计未来还将继续上升,这将严重影响政府的财政能力,未来政府运用积极财政政策的自由度大不如前。1986年,中国政府总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约为10.2%,此后政府债务水平逐渐上升,2011年中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进一步大幅上升至38%左右。未来中国政府债务水平预计还将继续上升。据测算,若考虑隐性和或有债务,中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在2012年至2050年间将持续保持上升态势,在2050年将升至107.7%。

 第二,货币政策方面,当前中国M2/GDP已经居于绝对的历史和国际高位,常规的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工具的使用空间大幅缩小。从2007年至2012年货币政策工具调用情况来看,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使用率高达66%。随着数量型货币工具的频繁调用,当前我国M2/GDP指标值已居于绝对的历史高位:1986年,我国M2/GDP指标值仅为0.65,2012年该指标已达到1.88,约为26年前的2.9倍;这一变化在2007年以来尤为明显,2007年至2012年我国M2/GDP比值上升幅度达到0.36。通过国际对比还可以发现,当前我国M2/GDP指标也已大大高于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2012年,我国M2/GDP指标值为美国的2.8倍。可见,当前我国经济体内部的流动性已经相当充裕,继续凭借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工具刺激经济的空间不大。

 第三,产业政策的效力将由于市场机制的逐步完善、“后发优势”的逐渐弱化和社会对权力寻租容忍度的降低而逐渐减弱。除了防止腐败(扶持最优秀的企业而不是关系最铁的企业)之外,产业政策要想取得成功需要对未来的科技走向要有准确的前瞻性判断。但是,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将重点放在人工智能技术上而错失IT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等主流领域的发展机遇,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某著名科学家鼓吹特异功能是新一轮科学革命等大量例子表明,要准确预言未来的科技走向可能只是个天真的童话。

二、宏观调控政策无法根治经济增长困境
 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本质,是通过调节以投资为核心的短期总需求管理政策来保障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这就决定了宏观调控显然在降低“高增长依赖”方面很难发挥实质性作用。而且,宏观调控政策往往只能在短期实现“稳增长”或者“保增长”的目标,无法长期维持经济的高增长,因此无法根治我国的增长困境。

 1、宏观调控政策只能在短期实现“稳增长”或者“保增长”的目标,而无法改变中国未来潜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趋势。

 造成我国未来潜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因素主要来自于国际大环境、人口自然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等,而宏观调控无力改变这些因素。具体来说,造成我国未来潜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因素包括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当前第三次科技革命技术创新浪潮已经逐渐结束,而新的技术创新浪潮尚未出现,致使世界走入技术创新低谷并导致全球经济增长乏力,这就会抑制我国外部需求的扩大。

 一是发达国家居民部门的还债压力使得居民消费增速大幅下滑,减少了对中国商品和劳务的需求。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居民的资产负债表严重恶化。因此,居民部门在当前和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会处于重建储蓄和积累财产以偿还债务的阶段,致使以往的负债型消费模式无法持续,消费陷入疲软。

 二是发达国家政府部门的债务困境将对中国出口增长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当前欧洲是政府债务困境的重灾区,美国和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的债务问题也十分严峻。发达国家的债务困境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有效解决;据IMF估计,发达国家政府总债务占GDP比重在2011年至2017年都将处于历史高位。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困境将加剧发达国家甚至全球经济衰退风险,抑制中国出口增长;政府债务困境将迫使发达国家实施更加严格的财政紧缩政策,直接降低了总需求规模;同时高政府债务还限制了政府采用财政政策应对短期经济波动的能力;发达国家政府债务困境将提高金融市场的整体风险,并通过金融加速器效应增大实体经济发展的风险。

 第二,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将导致“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可能将上升,资金成本也可能会由于国民储蓄率的下降而提高。有利的生产型人口结构使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大量增加,压低了劳动力成本。而在当前,快速的人口老龄化推动人口结构步入拐点时期,劳动力供给增速的迅速减小带动劳动力成本进入长期上升通道。根据联合国的数据,中国老年人口增长率在当前快速提高,并将于2018年达到自1950年以来的最大值5.44%;这导致劳动年龄人口(15至64岁)增长率将会由2010年的0.9%下降到2016年的0.06%,其后增长率将由正转负。

 改革开放以来,高储蓄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裕的资金来源,压低了金融市场整体利率,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成本。从国际对比可见,过去30年中国实际贷款利率相对于世界主要经济体长期保持于低水平:1980年至2010年中国平均实际贷款利率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1至6个百分点。而在未来,储蓄率将由高位回落,进而带动实际利率上升。具体而言,未来国民储蓄中的家庭、企业和政府储蓄三个部分都将趋于降低。引起居民储蓄率下降的因素主要有:人口红利逐渐消退;房屋价格上涨幅度将逐步趋缓,为买房而储蓄的压力可能会削弱;社会安全网的建设和金融深化将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新一代人的消费观念和信用卡等新消费模式的普及。政府储蓄将存在较大的下降压力:中国当前的税负水平已经处于高位,财政收入难以继续保持过去的高速增长,而政府的消费性支出却可能由于老龄化进程加速和其他民生支出的扩大保持高速增长。同时,未来劳动报酬、企业支付的财产收入净额等企业成本的提高将降低企业储蓄。

 第三,工业化进一步推进的空间明显收窄。从世界各国的工业化程度对比来看,中国在2007年的工业化率已经显著高于除马来西亚以外的其他国家自1970年以来的峰值,进一步提高工业化率的空间有限。另外,从工业化时间来看,上世纪完成工业化的主要经济体,其工业化进程平均耗时15至20年。相比之下,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从1978年起至今已超过30年,即便是重化工业化从1991年起至今也走过了20年。因此,当前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很可能已经走到后期,进一步提升的潜力不大。

 第四,中国突出的大国经济特征决定了出口规模难以继续高速扩张。经过长期高速发展之后,中国在当前已经具有突出的大国经济特征。当前中国出口占世界市场的份额在10%左右,即使中国未来的实际出口增速保持于中等水平(平均约15%),那么在2020年中国的出口占世界市场的份额也将高达约15%;而对于日本、韩国等经历过高速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亚洲新型工业化国家,其在各自的历史发展轨迹中占世界市场份额的峰值也仅为10%左右。可见,当前中国已经形成庞大的出口规模,未来出口规模的进一步快速增长将可能接近世界市场吸取能力的上限,是国外需求所难以消化的,而且国际贸易市场中竞争的显著加剧和贸易摩擦的大幅增多等诸多限制因素也将会随之出现。因此,中国出口导向型战略难以持续,出口规模难以继续高速扩张。

 2、宏观调控的政策空间趋于缩小,其短期稳增长能力进一步减弱。

 第一,财政政策方面,当前中国政府债务水平已居于历史高位,预计未来还将继续上升,这将严重影响政府的财政能力,未来政府运用积极财政政策的自由度大不如前。1986年,中国政府总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约为10.2%,此后政府债务水平逐渐上升,2011年中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进一步大幅上升至38%左右。未来中国政府债务水平预计还将继续上升。据测算,若考虑隐性和或有债务,中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在2012年至2050年间将持续保持上升态势,在2050年将升至107.7%。

 第二,货币政策方面,当前中国M2/GDP已经居于绝对的历史和国际高位,常规的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工具的使用空间大幅缩小。从2007年至2012年货币政策工具调用情况来看,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使用率高达66%。随着数量型货币工具的频繁调用,当前我国M2/GDP指标值已居于绝对的历史高位:1986年,我国M2/GDP指标值仅为0.65,2012年该指标已达到1.88,约为26年前的2.9倍;这一变化在2007年以来尤为明显,2007年至2012年我国M2/GDP比值上升幅度达到0.36。通过国际对比还可以发现,当前我国M2/GDP指标也已大大高于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2012年,我国M2/GDP指标值为美国的2.8倍。可见,当前我国经济体内部的流动性已经相当充裕,继续凭借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工具刺激经济的空间不大。

 第三,产业政策的效力将由于市场机制的逐步完善、“后发优势”的逐渐弱化和社会对权力寻租容忍度的降低而逐渐减弱。除了防止腐败(扶持最优秀的企业而不是关系最铁的企业)之外,产业政策要想取得成功需要对未来的科技走向要有准确的前瞻性判断。但是,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将重点放在人工智能技术上而错失IT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等主流领域的发展机遇,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某著名科学家鼓吹特异功能是新一轮科学革命等大量例子表明,要准确预言未来的科技走向可能只是个天真的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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